商鞅，本叫公孙鞅，因为军功获封商十五邑，所以叫商鞅。他本来是魏国公叔座的家臣，知道商鞅有能力，公叔座临死前把他举荐给魏惠王，说可以把大事交给商鞅，如果不用他，就杀掉他。魏惠王对别人说公叔座病得厉害，糊涂了，竟然要把大事交给一个家臣。

公元前359年，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全国推荐人才，试图重塑秦穆公的霸业，就到了秦国，经一个姓景的太监推荐，见了秦孝公四次,次讲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第二次讲王道，效果比次好，但没有说到秦孝公心坎儿上，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觉得他讲得不错，但不任用他，第四次讲强国之道，秦孝公听得入迷，不由自主地靠近商鞅，跟商鞅谈论了几天，全无倦色，遂拜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商鞅自公元前356年开始变法，到公元前338年被车裂而死，共18年，秦国从位居偏僻的中国西陲，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

经过商鞅变法，秦孝公成为更大的受益者，国力强大，统治力加强，疆域扩大，周天子封伯，六国祝贺，秦国的国力前所未有。此后，经过100多年对诸侯的蚕食，至秦始皇，建立了空前统一的秦王朝。毛泽东对商鞅评价很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还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两者相比，是将李德裕换成王猛。然而，以我之拙见，其六人，均不能与商鞅之功勋比肩。以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之能，勉强称为“中兴之臣”，使其陷入衰退的王朝回光返照，多苟延了些时日而已。李德裕的中兴距离唐朝灭亡仅余六十年，其人其事未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晓，仅停留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吕思勉先生评价李德裕“德裕为人，很愎阴贼，贬谪而死，固其宜也”。王安石、张居正尚能以他们进行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可着墨之处，而他们的改革，除了引起改革当时的纷争以外，并没有给中国历史留下深远的影响。王安石变法先后历时九年，自新法公布，王安石即遭到同僚反对，这些人包括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各种不同的批评甚嚣尘上，甚至遭受人身攻击。新法中没有一项得到确切的效果，他被罢免、被重新起用，璇又遭免，郁郁而终，他看到了帝国的积弊，但他推行的改革却超越了历史，他采取金融的手段与他所处的现实格格不入，致使新法不得有效执行。张居正当首辅十年，推行一条鞭法，自己不辞辛劳，凭籍智慧与充沛的精力努力筹划，他的改革，不能算是整体的或局部的改革，甚至对制度的修补都不能谈起，只不过是重整纪律，奉行节俭。他们的改革从未想过改组政府或进行制度创新，从架构上保证改革的成功，其功效与商鞅变法的成果相去甚远。至于管仲、诸葛亮和王猛，他们只不过帮助了一个时代的兴起，他们是智慧的化身、能臣的楷模，却谈不及改革的先锋，他们都起于乱世，都帮助自己的主人成就了一番事业，但这番事业均随着人去而泯灭。诸葛亮自比管乐，苻坚遇到王猛，自谓刘备遇到了诸葛亮，可见他们三人一脉相承，均以治国而非以改革显名。

一个伟大的改革家，需要有深邃的眼光、超凡的勇气、坚强的毅力以及身败名裂的决心，商鞅就是这样的改革家，但他的结局却显得悲惨，固然与他的改革触动旧势力的利益有关，他个人的秉性也不可开脱。

其变法成果影响至今，却落得车裂的下场。冯梦龙先生在《东周列国志》中以文学家的口吻说商鞅被车裂后“百姓争啖其肉，须臾而尽”，“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商鞅悲剧的直接原因是秦惠文公的师傅、曾被商鞅施以“劓”刑的公子虔告商鞅要反，恰好惠文公也不喜欢他、甚至恨他，所以杀了他，深层次原因在于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实行严刑峻法，对人刻薄寡恩，触动了几乎所有人得利益，整个秦国甚至秦国以外的其他六国上下都不喜欢他，自己又不知功遂身退，导致自身悲剧的发生。

商鞅似乎从来没有把贵族势力放在眼里，作为法家的代表，他似乎认为只要靠威严才能去的变法的成效，他从魏国来，魏国刚刚经过了李悝和吴起的变法，使得魏国国力强大起来，很是风光了一阵。那时少年的商鞅是否对李悝和吴起心生羡慕呢？那羡慕的心情十分始终陪伴他，激励他作出更辉煌的业绩呢？

无论如何，商鞅已经横下一条心，将变法进行到底，哪怕上刀山、哪怕下火海！王公贵族宁有种乎！

这名四十岁的改革家，以他大无畏的精神开始了在秦国的改革。改革之初，旧势力的反对不可避免。当时秦国的旧势力以太师甘龙和左司空杜挚为代表，甘龙是何许人也？他是世族名臣，辅佐过秦孝公他爹秦献公，在秦国的威望甚至超过了秦孝公。商鞅反对旧势力没有必要变法的观点，他说：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三代礼制不同而都能统下，五伯法制不一而都能各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治理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就不仿效旧法度。所以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多么莽撞的年轻人，丝毫没有顾忌老人家的脸面，老人家具有高度的涵养，并没有为难这个年轻人。老人家没有为难年轻人，不是欣赏他、对他的抱负有所期待、更不是放手年轻人去挥发他的激情！老人家是看到了商鞅背后那双赞赏的眼神，是看到了那眼神里充满的坚毅。那是秦孝公的眼神！

秦孝公即位时21岁，也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即位之初，看着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秦国，他一声呐喊：“诸侯卑秦、臭莫大焉”，这是一个有抱负、有远大志向的年轻君王，他带领秦国走向了强大、影响了中国历史！

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这一年，秦孝公26岁，商鞅39岁。两个初出茅庐的人，为眼前的局面所欢喜，哪里能细细思量旧势力的态度。这是一场轰轰烈烈地改革，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手握大权、意气风发、激情四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商鞅的眼前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似乎看见秦国已然是天下诸侯的，受到了周王的赞赏。笑容从他的嘴角开始弥漫……

商鞅新法，无一不触动秦国宗室贵族的既得利益，他的迁都、设立郡县，加强中央集权，限制私斗，都打破了原来的奴隶主利益，使得奴隶主之间不能再强取豪夺，私人势力得到限制；他鼓励军功，以军功封爵，没有军功不能再为官，打破了原有的爵位世袭；他确立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保护了私人财产，限制了贵族利益的扩充。商鞅变法，使贵族子孙享有的世袭特权没有了，因此“商君为相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贵族们的不满，终究要发泄。也许，贵族们向秦孝公告状了，也许，贵族们采取了一些抵制变法的措施，但秦孝公不为所动，强有力地支持商鞅变法。终于，贵族们要给商鞅难堪了，这个难堪就是“太子犯法”了，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件小事，他们要看看，商鞅将如何处置！当时，太子还小，商鞅认为，太子犯法，罪在指导太子的人，于是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被割了鼻子一个被脸上刺了字，结果天下哗然，他们终于明白了商鞅的决心。商鞅的脸上又一次荡漾起笑容，笑容的背后，商鞅一定没有看到贵族们一双双幽怨的眼睛、一双双充满仇恨的眼神、一副副咬牙切齿的面孔！

商鞅不仅得罪了贵族，也招致普通百姓的怨恨。他施行严刑峻法，鼓励告奸、施行连坐，使得秦国人路上见面，不敢说话，只能以目相视，秦国上下就像活在白色恐怖当中，人人自危，其胸中的积怨不得释放。比如，商鞅把李悝制定的《法经》带到秦国，加以公布实行，并把"法" 改为"律"，增加了连坐法，从而把秦献公时实行的什伍制变成相互监督纠发的连坐制。商鞅的法律规定什伍间要"相牧司连坐"，即一家有罪而九家相揭发，若不揭发，则十家连坐，受到连坐的罪十分重：不揭发检举的“腰斩”，检举揭发的同斩敌人首级一样受到赏赐，窝藏有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罪。降敌罪的惩罚是本人斩首，全家罚为刑徒作苦役。这种严酷的法律在秦国影响深远，《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刘邦进入关中“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都说明秦国法律严酷，人民生活压抑，所以商鞅死后，人人高兴便不难理解。

商鞅一定不懂得笼络人心，得罪了贵族也就罢了，有民心向背的力量，或许他还会有挽回的余地，遗憾的是，他对老百姓树威不树德。在他改革的过程中，老百姓得到很多实惠，他们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反而是行动不便、言语不便，处处桎梏、处处钳制、处处提心吊胆，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商鞅的变法目的单纯，只为增强国力，并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即使增加老百姓的利益，也是服务于秦国的需要，老百姓的利益只是摆在那里随时供他剥夺的财产，无论是老百姓的财富、军功还是身体。

商鞅在变法过程中一定自我感觉良好，他掩耳盗铃般地认为你好我好大家好，殊不知，只有秦孝公觉得好，商鞅觉得好，大家都觉得不好。感觉不好的人，包括国内的，贵族世袭的利益没有了，自然恨得咬牙；老百姓也恨，却因为残酷的刑罚，不能发泄，他们把仇恨深深埋在心里，只等着在沉默中爆发。感觉不好的人，包括国外的，以前可以欺负的秦国强大起来了，变成欺负自己的强大势力。

强大起来的秦国，已经几次打败魏国和韩国，但商鞅的眼光长远而深邃。公元前336年，他向秦孝公说，魏国是秦国的心腹大患，不是秦国吞并魏国，就是魏国吞并秦国，趁现在秦国君王贤明、国力强盛的时候，如果能打败魏国，魏国一定会向东方迁都，那时，秦国就占有了向东发展的有力地形，就能成就霸业。秦孝公同意了，他派出商鞅去进攻魏国，不知此时的秦孝公为何派商鞅去进攻他的祖国？不知此时的秦孝公是否深深地鄙视这个进攻自己祖国的“魏奸”？虽然在那个遥远的时代，“祖国”的概念尚不明确，但这样的行为是否应当受到谴责？到这场战争结束，商鞅在整个秦国乃至其他诸侯国是怎样得令人唾弃呀！

几乎所有识字的中国人都熟悉商鞅立信于民的故事，小学的《历史》课本讲了这个故事：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千百年来，史家对商鞅徙木立信的做法赞赏有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毛泽东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移动一根木头并非难事，关键是以此而树立的千金难买的诚信。但在这场战争中，商鞅深深地伤害了他的祖国和他的朋友，虽然，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嘴角依然挂着笑容。

魏国听说秦国大军来攻，为首的正是魏国侨胞商鞅，不由得一阵欣喜涌上心头。魏国是商鞅的“父母之邦”，正所谓“良鸟恋旧林、良臣念故主”，这里毕竟是商鞅生活了30年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难道他能不念旧情吗？

更欣喜的也许是公子卬，跟商鞅还是老相识、是故交，据说他还向魏惠王推荐过商鞅，直夸商鞅有能耐，为堪用之才。也许是公子卬自告奋勇，反正是公子卬作为魏国主帅带兵出发了。公子卬可能已经设计好了退兵之策：上策与商鞅讲和；中策固守城池；下策寻求友军支援，无论哪一策，魏国都不会失败。偏偏有一策，他没有想到，导致自己被俘、战争失败，魏国被迫迁都。

二十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切！人随时随地都在变化，认识一个人确乎需要一生，哪怕朝夕相处、同床共枕之人。也许公子卬自以为太了解商鞅，一切胸有成竹。战场的形式果然如他所料。

公子卬刚到前线，就收到商鞅的来信，说：我们二人是老关系了，今天虽然各为其主，带兵来到前线，但也不忍心互相进攻。我想与您见个面，咱们把酒言欢、叙叙旧情，然后各自罢兵。也许还有更加肉麻的话，总之都说到了公子卬的心坎儿里。公子卬美美地读着信、美美地想着聚会喝酒的事儿、美美地想着喝完酒就可以回国领功、美美地想着想着就答应了，答应了就出发了。

商鞅热情接待了他，他很兴奋，夸张地签署了和平协议、夸张地喝酒、夸张地说话、夸张地期待回国受赏，他想到了一切，就是没有想到被俘。《资治通鉴》记载：“盟已，饮”，喝酒的当间儿被商鞅埋伏的士兵俘虏了。懵懂也好、傻眼也好，魏军大败，魏惠王很害怕，派人把河西地区献给秦国以讲和。河西也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地方，西门豹治理过，吴起也治理过。这是，魏国的都城在安邑，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夏县附近，距离秦国太近，被迫迁到了大梁，今天的开封附近，从此魏国也被称为梁国。魏惠王肠子都悔青了，悔不该不听公叔座之言、悔不该听公子卬之言。

此后，商鞅被封商於十五邑，号商君，达到了自己辉煌的顶峰。

俗话说，要让人灭亡，先令其疯狂。商君到了疯狂的顶峰。冯梦龙先生描写商鞅被封为商君后的自得情形，为商鞅的悲剧埋下伏笔：鞅谢恩归第，谓家臣曰，吾以卫之支庶，挟策归秦，为秦更治，立致富强。今又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

可恨的是，商鞅还不自知，把自已与五羊大夫相比。五羊大夫指百里奚，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有才干，落难在出国，就以五张羊皮，购买一个奴隶的价格把他买回来，封他为上大夫。百里奚相秦六七年，内修国政，教化于民，礼贤下士，恩施于众；他劳不乘车，暑不张盖，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他善于外交，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五羊大夫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春者不相杵。商鞅变法，得利的是秦君，而非秦国百姓，在商鞅的教化下，秦国上下“见威而不见德，见利而不见义”。整个秦国只知剥夺，剥夺人民的劳力，大筑冀阙；剥夺人民的生命，鼓励军功；剥夺人民的财富，增加财政；剥夺人民的自由，鼓励告奸；剥夺人民的身体，增加肉刑。整个秦国，被苛酷的气氛所笼罩，而商鞅不知是自己的“功劳”。

可叹的是，商鞅不听忠言。赵良对商鞅说：能听取反面意见的才称得上善于听，能看清自己过错的才能说的上有眼力，能战胜自己缺点的才算得上强者。赵良说：您能够见到秦君，靠的是秦君宠臣景监的推荐介绍，这就谈不上什么名声了。身为秦国国相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这就谈不上为建立功业了。惩治太子的师傅，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这是积累怨恨、聚积祸患啊。教化百姓比命令百姓更深入人心，百姓模仿君臣的行为比命令百姓更为迅速。如今您却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这不是对百姓施行教化啊。您又在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懽，用黥刑处罚公孙贾。这几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您一出门，后边就跟着数以十计的战车，车上都是顶盔贯甲、身强力壮、持矛操戟的贴身警卫，您离开这些警卫肯定不敢自己出门。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面临很快消亡的危险。您还打算要延长自己的寿命吗？那为什么不把封地交还给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劝秦君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才，赡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您还要贪图封地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国政为宠幸，聚集百姓的怨恨。秦君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想要拘捕您的人还能少吗？您丧身的日子就会像抬起脚来那样迅速地到来。

可悲的是，商鞅不知自全，不知功遂身退。赵良已经清楚地指出，商鞅在秦国积怨颇深，危如朝露，功勋已成，身退为上。但商鞅却不听，他知道自己在秦国树敌颇多，但他自保的办法无非出门就跟着数以十计的战车，车上都是顶盔贯甲、身强力壮、持矛操戟的贴身警卫，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却不知道，自己出门虽然很威风，对他的保护却是表面的，他位极人臣，生死却只在国君的一念之间，难道他没有意识到太子继位，即是他的末日来临吗？

在商鞅被封到商邑一年后，秦孝公死了，惠文公继位。

秦孝公英年早逝，终于44岁。惠文公即位时，不知有多少人兴高采烈，商鞅的末日已经来临。商鞅是否知道，秦孝公是支持他变法的人，秦孝公的死亡就宣告他的灭亡？商鞅是否知道，一群群人摩拳擦掌，已经无数次设计了他的灭亡？商鞅是否知道，经过十八年的变法，一切循法而行，有他无他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结局将会成为新君稳定国内局面的砝码！

公子虔已经八年没有出门了，作为太子的老师，他的忿恨、他的屈辱、他复仇的期待从来没有平息。他在等待。机会来的太快，如果不是秦孝公英年早逝，他还不一定等得到。他显然处心积虑、他显然随时准备。机会来得快，他行动也快！

公子虔向惠文公告发商鞅谋反。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历朝历代，多少能臣伏屠在这个理由之下，得全者少之又少。惠文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不信。或许，他相信的理由更充分：民怨积滞，上自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品行恶劣，处罚公子虔，欺负公子卬；嚣张跋扈，贪位贪明，不知进退。

通缉令已经发出，商鞅的大脑快速转动，哪里才是我的逃命之所？国内不能立锥，只能去往他国。商鞅逃跑到边境关口，想住旅店。旅店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鞅，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商鞅长长地叹息说：“唉呀！制定新法的遗害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他是否五味杂陈，悲喜交加？

商鞅拖着疲惫的身体，装着惊恐的心，到处逃亡。逃亡途中，他是否有时间反思他悲惨的原因，是否想留给后人足够的警醒？

他离开秦国潜逃到魏。他是想叶落归根？难道忘记了与魏国的过往？即使他忘记了，魏国人没有忘。他可以不理解为什么人们都怀有怨恨的种子，但他不能不理解人生归途源于他的刻薄他的寡恩。果然，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打败魏军，拒绝收留他。商鞅打算到别的。魏国人说：“商鞅是秦国的逃犯，秦国强大逃犯跑到魏国来，不送还，不行。”于是把商鞅回到秦国。回到秦国后，商鞅潜逃到他的封地商邑，和他的部属发动邑中的士兵，向北攻击郑国谋求生路，秦国出兵攻打他，把他杀死在郑国黾池。

蔡泽曾对范睢说商鞅不能功成身退，导致被车裂，他说：是贪欲和诱饵使人类或鸟儿退不下来，是至盛的处境让人昏聩，拒绝退下，吴起如此、文种如此、商鞅亦如此，该退不退，终至杀身之祸。